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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菲斯特组织和瓦哈比教派在阿富汗的影响

2019-05-09 22:28

  研究目的/原因: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主义和极端化伊斯兰主义在1979年苏联入侵之前并不是阿富汗国内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它们是如何或者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支在阿富汗境内举足轻重的意识形态呢?我们为了了解该地区宗教发展的激进化过程,需要深入调查阿富汗人是如何在的影响下发展和变化的。

  、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主义和极端化伊斯兰主义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有助于驻当地单位评估该地区的意识或行为类型;

  对大多数阿富汗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外国极端主义或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主义的渗透或改变;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份和部落地区曾经是最重要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聚集地。宗教学校、清真寺和难民营最容易受到激进意识的影响;

  虽然伊斯兰教是阿富汗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在历史上有过重要作用,但是政治化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依然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现象;

  政治化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的出现是国内重大改革和外部地缘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阿富汗境内目前尚无太多人支持国外极端主义,但是不断增长的反美情绪会有加大外国极端主义对阿富汗人影响的危险。

  从多个方面来看,阿富汗都不可能成为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滋生地。到50年代为止,阿富汗宗教活动一直是传统、保守、原始和神秘的,目前很多地方依然如此。因为阿富汗在政治上和民族上的多样性,其境内的宗教活动也是由于地区、民族和语言群体、文明程度的不同而有着重大差异。

  但是1979年以来,运动和世界强权大国的入侵引起了传统社会的激烈变化,让阿富汗突然成为了国际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焦点。这一支持“政治化伊斯兰主义教”的运动形成了阿富汗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扎根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国际主义伊斯兰主义运动完全属于外来因素,而且与阿富汗社会一样分散和多样化。这些组织常常拥有相互矛盾且彼此竞争的教义,它们的组织结构松散,各个组织常常是围绕各自的领导人自发而成,每个组织的教义也都是为了获得资金和人员而彼此竞争。

  阿富汗社会本身和的极度社会化、政治化以及信仰的不同,让我们难以对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主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描述。本报告只能尽力做出一个简要的概述,让读者可以区分阿富汗境内彼此争权夺利的各种组织和意识体系。其中有些组织希望可以利用阿富汗做跳板,进而进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以求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和改变整个地缘政治秩序;而有些组织却只想偏安一隅,在某一偏远的山谷中建立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

  下面的概述部分会对伊斯兰主义运动做个简短介绍。该部分内容将追溯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改革运动的发展,包括对的综合讨论和对萨拉菲斯特主义、瓦哈比主义和印度/巴基斯坦德奥班德(Deobandi)运动的具体介绍。这些基本传统主义运动的形成,都是由20世纪中期在巴基斯坦和埃及精英中产阶级中出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也称为“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促成的。也正是在这一运动的激发下,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阿富汗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在喀布尔大学和后来的白沙瓦地区尤其明显。

  的日益兴盛和1979年苏联的入侵,都从根本上改变了阿富汗政治和宗教面貌以及所有这些的性质。这些事件和国际上的反应一方面促使某些传统主义组织如德奥班德进一步激进化和军事化,而另一方面却将大部分阿富汗伊斯兰主义政治组织变成了更加中立的民族主义党派。

  本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将会讨论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的状况,包括“基地”组织的成立和目前阿富汗境内活动较为积极的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形成,同时简单考察了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

  是相对全球主要宗教中的现代主义而言的。强调民主社会、教育以及政府与宗教分离的欧洲现代化模式让公众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且对宗教的权威及其教条构成了挑战。面对这种趋势,出现了各种改革和复兴运动,号召回归每个宗教的原教旨。这些早期的原教旨运动,包括瓦哈比教派主义(Wahhabism)和德奥班德教派主义(Deobandism)强调接受根本教条(圣经(Quran)、圣行(Sunnah)和圣训(Hadith))和参加传授这些教条的学校。这些运动支持伊斯兰教派活动的改革,以求消除其他宗教和教化活动的影响。这种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中的都是保守和传统主义者,他们强调乌力马(ulama)和教法在个人道德上的作用和重要性。

  瓦哈比主义是穆斯林世界中最早出现的现代改革和复兴运动,它发源于沙特阿拉伯,似乎并没有受到欧洲的直接影响。这一运动以创立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布(Muhammad bin Abd al-Wahhab)的名字命名,该运动致力于传播一神论并谴责其他流行的宗教习惯违背了对唯一真主阿拉的崇敬。自始以来,这一运动就反对任何一种形式上的苏非派主义(Sufism)、对圣徒和圣地崇拜、对先知的崇拜。虽然它比其他运动更先出现,而且瓦哈比观念在19世纪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普遍流行,但是欧洲国家和穆斯林政府,像19世纪末阿富汗阿卜德拉赫曼政府,常常把它与“极端主义”或“狂热主义”伊斯兰观念联系起来。其中特别是因为它对苏非派主义的极度反对、也因为它是扎根于较为严格的阿拉伯罕百勒(Arab Hanbali)教法学校的传统主义者运动,而这对于中亚和南亚乌力马来说较为陌生,所以瓦哈比主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未能在这些地区得到认可(包括阿富汗)。

  与阿富汗有直接关系的传统主义运动就是19世纪末在印度英属联合省德奥班德神学院(Darul Uloom Deoband)建立起来的德奥班德运动。最初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校建立,是针对印度国内支持与英国合作并鼓励欧洲通俗教育的运动所做出的反应,到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德奥班德训练出来的乌力马以及那些学过德奥班德课程的学生组成的运动网络,活跃在西北边缘省份。这些课程强调“传统”的内容,利用古阿拉伯文字教授几何和中古世纪的药理和科学。虽然通过其赞助者和追随者与苏非教派主义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但是德奥班德教派强调科学知识,并不苟同苏非教派主义的神秘学说。因此,它反对圣徒崇拜,但是却经常接受苏非教派的领袖和门徒作为自己的学生和老师。这显然是对瓦哈比教条的背弃。

  这些保守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校的教学质量和不苟的态度在阿富汗深受尊敬。因此生活在杜兰德线(Durand Line)两边的普什图人都很欢迎,特别是阿富汗的阿玛纽拉(Ammanullah)和查希尔沙阿国王(Zahir Shah)经常光顾这些学校并聘请德奥班德学者引导伊斯兰教育在阿富汗的推广。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德奥班德成为了白沙瓦和德利加兹汗以及其他北部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学校中传统阿富汗乌力马的主要训练人员。

  这些传统最初支持注重乌力马自身教育问题的改革,把乌力马看作建立一个追随伊斯兰教法、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宗教教育或基本政治秩序的伊斯兰社会的关键因素。虽然瓦哈比和德奥班德运动都各自变得在政治上比较积极,但是两种运动都依然是运动,而且强调受过全面训练的宗教学者(乌力马)的权威。

  到了19世纪末,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主义思维学校出现了,它打破了传统主义乌力马的思维模式,将复兴主义的重点从神学家转移到了普通的穆斯林身上。

  这种在传统上突破的关键是反对四种传统逊尼派教法和教义学校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重开“提哈德大门”(gate of ijtihad,),允许直接在基本教义基础上出现新的教法观点,而不必参考教法学者或多年的教法和神学教育。

  这种重大变化打破了十个世纪以来的神学传统并在两个方向上建立彼此不同的宗教运动。第一种是现代主义运动,它致力于让个人伊斯兰信仰与科学、政治和民间社会结合。第二种运动是萨拉菲斯特主义,它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打破了传统。赛莱菲耶起源于加马尔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卜杜尔和拉希德里达时代的埃及,指的是伊斯兰教开始几十年的“虔诚的开山祖师”。萨拉菲斯特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因为伊斯兰没有真正遵守当初的教义,而且被世俗影响、苏非教派主义等削弱,也不能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提出了补救措施,就是不采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回归伊斯兰王国下以伊斯兰教法管理的统一穆斯林文明。

  虽然萨拉菲斯特主义者公开反对将西方政治模式,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国家的统治或世俗的政府。许多其他受他们改革影响的运动更进一步,特别是那些深以为伊斯兰文明的复兴要依赖回归伊斯兰教初期教条并反对乌力马的运动。此后多年,各种组织不管是否与赛拉菲耶运动真正有关系,他们都称自己为“萨拉菲斯特”,目前依然如此。这个词语已经成为了大量支持严格遵照伊斯兰传统、反对苏非教派主义和综合主义并致力于回归高度神化的伊斯兰黄金时代的组织代称,他们倾向于回归伊斯兰初期四个领袖的时期。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就像下面将要讨论到的许多伊斯兰组织一样,各种萨拉菲斯特组织在创建现代伊斯兰王国的方式、他们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和他们进行社会变革的途径等方面有很大的变化。

  目前所讨论的运动都注重通过穆斯林个人生活来重建和复兴伊斯兰社会。指导这些运动的是一种信仰,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听从真主阿拉和伊斯兰教法,就可以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穆斯林社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帝国的崩溃让运动更加兴盛。这一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国际社会在土耳其苏丹消失之后进行重建活动的失败,让两个对伊斯兰社会改革方向持有疑问的不同国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运动。这种现代伊斯兰主义是由埃及一名名叫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的教师创立的,他于1928年创建了,而另一名叫做艾布阿拉马杜迪(Mawlana Abul-ala Mawdudi)的人于1941年在巴基斯坦创立了伊斯兰促进会。

  同20世纪大多数重要的穆斯林政治思想家一样,马杜迪和埃及教主古德卜(Qutb)也开始认识到单单是改革还是不够。他们认同萨拉菲斯特的信仰,认为改革伊斯兰文明的关键是回到早期伊斯兰时代,而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伊斯兰政府。他们认为仅仅依靠转变个人来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是相信只有首先改革国家机构和法律秩序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伊斯兰主义:一种认为国家必须由穆斯林教条指导,而不是由穆斯林领导人进行指导;国家法律应该遵守伊斯兰教法,而且国家机构也应该为执行伊斯兰教法保驾护航的思维。

  伊斯兰主义者不仅在改革方向上与传统主义者不同,而且人口构成上也有很大不同。虽然传统主义者和者都争取经受教育的教士和普通的保守人士的支持,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是一些具有内在的现代性质的运动,他们都是经过良好教育的市区中产阶级。伊斯兰主义组织以一种现代的风格运作,它们通过政治党派和改革意识像复兴原来社会那样积极地建立一个新社会。它们在伊斯兰教法问题上更加灵活,也更愿意让妇女接受同等教育以及允许她们在改革活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过去70年以来,各种伊斯兰政治组织根据他们想要改革的国家和面对的反应,各有不同的发展。其中像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就多多少少融入了主流政治建设活动,而且有意与左翼和右翼组织建立合作。而其他组织,像埃及的遭到了国家政府的野蛮,因此产生了更多了更加激进的组织。面对这些数量众多,而且在各自相差巨大的国家环境下发展的组织,很难做出某种总结性的内容,但是阿富汗的状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发展模式,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向着相对中立和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而那些不参与政治发展过程的组织,会出于选择或压力会更加激进化和国际化。虽然阿富汗境内的这些组织缺乏大量的支持,但是反苏联圣战和国际上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为这些组织建立了一个近乎理想的发展环境。

  在对伊斯兰和伊斯兰主义者改革与复兴运动做了简短陈述之后,现在我们转向阿富汗国内的运动发展状况。

  伊斯兰主义组织曾领导阿富汗圣战反抗1979年苏联的入侵,虽然这看起来理所当然,但是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的崛起并非必然。在前几次冲突中,伊斯兰意识非常流行,但是80年代期间的穆斯林游击队和组织的性质跟之前有了很大不同。本章内容简述了伊斯兰政党是如何控制抵抗活动的。显然,国内政治事件和外部地缘政治因素比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或教化所起到的作用更大。最终伊斯兰主义者未能实现他们的理想。

  学者们普遍认为伊斯兰在数百年以来都在阿富汗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同虔诚的穆斯林一样,阿富汗人也遵守与出生、婚礼、葬礼、禁食和节日等相关的仪式。他们也熟悉先知穆哈默德及其家人的故事以及苏非派圣徒的故事。一名专家声称,阿富汗人虔诚态度消失的深层原因可以从那些给苏联战俘机会转化自己的游击队员身上看出。一名前阿富汗部长曾声称,“没有其他伊斯兰人可以说自己是比阿富汗人更虔诚的穆斯林”。

  上一段内容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一个社会对宗教的虔诚程度跟宗教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对原教旨伊斯兰的向往没有必要的联系。阿富汗的公众都非常虔诚和保守,但是传统上他们很少支持政府对伊斯兰教及其角色进行定义,或者对伊斯兰做出严格、规范的解释。

  有史以来,阿富汗领导人都呼吁伊斯兰出于某种原因给予自己支持。如早在11世纪时加茲尼(Ghazni) 王朝的马哈茂德(Mahmud)发动了针对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斯坦人的伊斯兰圣战。19世纪时,伊斯兰教通过获取阿富汗人的支持来反抗英国殖民军队。

  1919-1929年实行统治的阿曼诺拉通过发动针对印度英殖民军队的伊斯兰圣战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但是由于他推行西方化的改革遭到宗教领导人反对而被推翻。虽然这些乌力马成功推翻了阿曼诺拉,但后来却支持阿曼诺拉的军事大臣、阿富汗陆军元帅纳迪尔汗接任,而不是选择让自己人领导。

  对过去阿富汗政治活动中伊斯兰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历史评价,揭示了部分的教派活动模式。首先,伊斯兰领导人很少积极参与活动,他们的行为都是被动性质的。以伊斯兰名义发动的起义只是对入侵或西化改革作出的反应。其次,穆斯林组织领导人并没有统治整个国家的野心。他们只是帮助国王驱逐外来侵略者,随后回归原来的生活方式。在阿曼诺拉被推翻之后,那些发动攻击的人们都迅速回归自己原来的地方,进行之前的生活模式。第三,在战争期间伊斯兰领导人对阿富汗人的动员更多的是依赖领导人的技巧和魅力,而不是特别的宗教原因。

  在前期伊斯兰教派与国家的接触活动中,常常涉及到很多宗教人物,但是双方都一致同意伊斯兰的意义以及宗派和学校等都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国家领导人可以让这些宗教人物在背后支持自己,部分原因是这些宗教人物本身和其他人都认为他们是学者、圣徒和改革家,而不是未来的国王。

  与过去伊斯兰暴动不同,80年代抵抗苏联入侵的活动是彼此割裂的。当时存在有十几支不同的抵抗组织,其中大多数对于伊斯兰在阿富汗国内的作用有着非常不同的概念。人们逐渐了解到伊斯兰抵抗活动包括伊斯兰教众和非伊斯兰组织。非伊斯兰组织由传统穆斯林领导人领导,如乌力马或苏非谢赫,其中大多数都是支持回归君主专制。许多抵抗组织,特别是伊斯兰教组织想要在苏联离开之后进而统治阿富汗,这可以在苏联崩溃之后阿富汗进入国家内战可以得出结论。

  为了将过去伊斯兰起义活动和20世纪末伊斯兰组织崛起之间联系起来,我们有必要考察苏联入侵前几十年以来的历史。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的崛起并非命中注定。以下进行详述的事件都是伊斯兰组织从无到有、进而成为合法组织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

  但是学者们都一致认为,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入侵最终为伊斯兰组织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提供了机会。“红军”入侵的重要性可以由早期宗教动员活动失败得到印证。例如,1959年对除去妇女面纱规定的批评遭到了迅速,1975年反对达乌德统治的潘杰希尔山谷伊斯兰起义也被阿富汗军队很轻易地平息。而苏联成为了可以让全国力量统一抵抗的敌人,由于组织有序而且获得了外部支持,伊斯兰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了一定优势。

  从19世纪初开始,随着阿富汗国家政体越来越适应自己的运作方式,乌力马想要在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统治者们如埃米尔如阿卜杜尔拉赫曼宣布自己是阿富汗伊斯兰国家的首领,并且把以前由穆斯林教士控制的法制、教育和宗教财产系统都是控制到自己手里。乌力马从根本上成为了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国家对宗教机构的接纳所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乌力马不再作为“人们与政府之间的媒介”而服务,而是变成了“对伊斯兰监管的不足”。在苏联入侵之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可以以此为借口,认为这一事实进一步降低了自己传统对手的声望。许多此类由传统伊斯兰领导人如乌力马和苏非领导的更加中立的组织,被圣战运动支持者边缘化,而在传统主义者表现出回归君主专制的愿望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正如奥利弗罗伊指出的,政治化伊斯兰主义的崛起是对殖民主义和西化做出的反应。喀布尔大学在阿富汗作为一个“全盘西化”的场所服务。来自全国给地的学生首次可以进行相互之间的接触并且有机会与外来观念进行交流。喀布尔大学聘用一些美国和欧洲的教师,他们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思考,这与传统阿富汗学校形成了鲜明对照。学生们学会了在课堂内外同长者辩论。

  1951年,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阿富汗国立喀布尔大学成立了伊斯兰研究院,它最后成为了阿富汗各地伊斯兰主义者的摇篮。这一学院是在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在伊斯兰研究院执教的一些教授都曾在国外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研究院院长的古兰姆穆哈默德尼亚兹在50年代末在开罗学习,他在那里首次接触到埃及。他回到喀布尔之后,开始与感兴趣的学生分享这些观念。这些学生们阅读并讨论当代伊斯兰思想家如的教主库特卜和巴基斯坦毛拉马杜迪的著作,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喀布尔大学学生群体的广泛支持。

  1963年,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Mohammad Zahir Shah)解除了自己堂兄穆罕默德达乌德阿富汗总理职务,宣布王室人员不再是内阁的一部分。其他的变革包括1964年的新宪法和重要政治党派的法制建设以及1985年独立的新闻报纸行业等。这些发展对于阿富汗国内政治争论的出现以及伊斯兰在政治活动中的角色非常关键。

  最为著名的就是1965年成立的人民。60年代后半时期激进思维对喀布尔大学的影响逐渐加大,导致了大学内的穆斯林人员的不满并提高了穆斯林活动幅度。1966年,信奉教派的阿富汗人开始以一种更加有组织的方式集合起来讨论可兰经和重要伊斯兰学者的著作。随着阿富汗人民和主义组织对穆斯林主义者进一步刺激,如故意在斋月期间在他们面前抽烟和吃东西,甚至陷入激烈争吵等,政治和伊斯兰等内容逐渐成为了争辩的主题,参与者的数量逐步增加。1969年,这些学生正式成立了阿富汗穆斯林青年组织。穆斯林青年组织的成员大都是伊斯兰主义拥护者。虽然1971年该组织获得了学生的推举,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能反应国内对政治化伊斯兰主义的广泛支持。

  各主要政党的成员大都是来自知识和科学学校或部门。其中一些成员的加入是因为感到的策略疏远了自己,或者将这种行为当成了降低孤独感和摆脱校园内无秩序状态的方式,而并不是伊斯兰意识形态对他们有多大的吸引力。

  在查希尔沙阿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之前被他革除的堂兄穆罕默德达乌德在1973年7月17日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政体上的变动对伊斯兰主义者造成了重大影响并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激进化。

  因为穆罕默德达乌德被看作是和苏联的盟友,伊斯兰主义者害怕他会在阿富汗实行统治。穆斯林青年组织的斗争目标也从马克思主义组织转到了达乌德本人,他们的目标是将达乌德赶跑。不出意外地,随着穆斯林青年组织在政治上的目标愈加明显,组织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开始出现,在此期间许多派系出现了。

  达乌德对伊斯兰主义者以及他们所造成的威胁怀疑且害怕。他开始监控他们的活动并逮捕重要的领袖。达乌德对伊斯兰主义者的压制进一步激化了他们的活动,他们被迫转入地下,但是许多人最终流亡到了巴基斯坦,这对伊斯兰主义者在苏联与阿富汗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起到了重要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欢迎穆斯林学生领袖的加入。因为达乌德支持“普什图斯塔”,即认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区域应该合并,所以佐勒菲卡尔布托(Zulfikar Bhutto)总统积极帮助这些流亡的伊斯兰主义者。当齐亚哈克(Zia ul-Haq)于1977年执政时,他积极支持阿富汗难民不仅是因为受到“普什图斯坦”的威胁,而且也因为齐亚也正在处理巴基斯坦本国内的。

  据消息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1973年伊斯兰主义者抵达巴基斯坦不久就开始对他们提供军事训练和资助。这些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出现以及巴基斯坦对他们的支持在苏联入侵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对1979年以后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提供了重要资源。

  达乌德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打压并没有影响阿富汗的日常生活。当伊斯兰主义者在1975年试图组织反抗的时候,所有城镇、部落区和军队并没有加入。根据罗伊称,“人们并没有把伊斯兰政治运动看作是保护伊斯兰的运动,而是他们认为达乌德政权有向靠拢的趋势”。

  1978年4月27日人民中的人民党派系冲入达乌德,将他和其家人杀死,随后穆罕默德塔拉基开始执政。这次政变对伊斯兰的未来非常重要。首先,伊斯兰主义者对统治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虽然达乌德有左倾趋势,但是塔拉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者。伊斯兰组织比以前更希望推翻中央政府。因为伊斯兰组织最先提出反对,所以他们可以提高自己的影响。

  其次,相比前次只有很少伊斯兰主义者担心出现统治并积极反对达乌德政府,这次政变和新政府在思想体系、教育和土地上的改革触动了更多人的神经。结果就是反对的人数进一步增多,全国各地开始出现抵抗运动。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新叛乱运动中并不全是伊斯兰主义者。许多抵抗运动都是部落地区各自组织并由部落领袖领导的。

  学者们认为是人民党的改革实施方式引起人们反对中央政府,而不是改革性质造成的结果。按照南希杜普里的观念,在早期的部落抵抗运动中,“他们不是企图推翻喀布尔的政权。只是简单地想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在伊朗高原和中亚历史中许多组织在国王表现恶劣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举动,但要记住,在伊斯兰政治理论上来看,一个坏国王也好过政治混乱”。爱德华同意这个见解,认为伊斯兰主义党派依然未能成功扩散自己的信息。“人们没有兴趣支持激进伊斯兰主义,就像没有兴趣支持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一样”。

  第三,塔拉基下令逮捕了许多杰出的宗教领袖,其余许多领袖离开了阿富汗。政府打压伊斯兰主义者的言行帮助他们提高了意识和见闻。人民称伊斯兰政党为“撒旦的兄弟”,将其妖魔化。政权用伊斯兰的术语来定义冲突和妖魔化自己的对手,这种方式让阿富汗人都注意到了伊斯兰组织,而那些伊斯兰组织后来更容易提高自己的影响。

  第四,随着抵抗活动的继续,对部落抵抗体制的支持力度逐渐减弱,因为阿富汗部落组织并不打算与中央政府争斗。而许多组织后来被政府部门渗透。另外,抵抗运动中的部落组织也没有能力获得武器。这些问题与伊斯兰抵抗组织成了鲜明对比,某些伊斯兰组织由高度的组织性,而且还获得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此外,随着平民伤亡人数增多,伊斯兰组织可以“用一种方式让人们理解这些无辜人员的死亡并促使人们变得更加勇猛”,而传统的部落组织却没有类似教条。

  虽然阿富汗人不一定相信伊斯兰组织的政治观念,但是人民党政变和其他抵抗组织的无效,都意味着部落的重要性在抵抗活动中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在此期间内也出现了几个传统伊斯兰政党。根据罗伊的观点,由穆罕默德纳比穆罕默迪领导的传统主义伊斯兰革命党就是80年反对派的实际领导组织。而伊斯兰主义者指出这些组织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与传统教士和皇室成员有关联。

  当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阿富汗国内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并不广泛,但是当时伊斯兰主义者的形势比其他派系都有优势。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事情让伊斯兰主义者学会了政治化伊斯兰主义活动并建立了一个有形同观念的人际网,成为了高度组织化的派系,他们的人员数量逐渐进一步扩大,而且与其他任何教士或部落抵抗组织割裂开来,还获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支持。

  苏联的入侵在几个方面上都加强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力量。以前的抵抗活动是反对中央政府,而现在的抵抗目标成为了外来侵略者。长期以来,苏联的无神论主义首次对阿富汗伊斯兰教产生了威胁。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除了大多数狂热的员之外,所有人都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巴基斯坦的支持下,伊斯兰主义党派得到了大幅增长。齐亚哈克政府从伊斯兰主义者被达乌德驱逐之后就一直支持伊斯兰主义运动。虽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境内出现了十几个抵抗组织,包括伊斯兰组织和世俗化组织,但是1981年期间,巴基斯坦方面决定只支持其中的七个伊斯兰抵抗组织,想要以此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增强它们的效力。在收到了以指数级增长的资金、训练和武器支持之后,这些伊斯兰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快地成长起来。而其他组织如部落组织不得不与这七个组织中的一个联合起来,以求能够获得武器。

  但在这些伊斯兰组织中,巴基斯坦把大部分资金和武器都提供给伊斯兰圣战组织,特别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Gulbuddin Hekmatyar)的组织,因为“巴基斯坦认为他将是未来与巴基斯坦关系最密切的阿富汗领导人”。

  此外,当美国在抵抗活动发展最猛烈的时候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武器给穆斯林游击组织,而巴基斯坦坚持自己要通过自己的网络来分配这些支持资源。结果就是巴基斯坦偏爱的组织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这种结果对早期的伊斯兰组织更为有利。

  大量阿富汗人因为战争而逃向巴基斯坦。接纳他们的难民营是由巴基斯坦所支持的组织经营的。许多提供正统伊斯兰教育的学校也在这些难民营成立。通过这种方式,难民营成为了伊斯兰主义者重要的征募来源。

  因此,伊斯兰组织的意识观念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广泛地扩展。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的时候,绝大部分阿富汗人(72%)希望看到查希尔沙阿国王重新统治阿富汗。只有12.5%的人想要阿富汗称为“一个纯在的伊斯兰国家”。据爱德华的观点看来,这明确“显示了大部分阿富汗人没有被伊斯兰政治言论打动,虽然十年以来伊斯兰主义者一直竭力成为一个更好的党派”。

  伊斯兰促进会(Jamiat-e-Islami)领袖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随着红军1989年撤出阿富汗、苏联对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政府资助的中断以及各个派系之间的几轮磋商之后,他于1992年开始执政。但是拉巴尼当政并不代表阿富汗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胜利。

  伊斯兰组织之间的合作几十年以来都如履薄冰。希克马蒂亚与拉巴尼之间的仇视态度由来已久,他们领导的派系在战争期间常常相互攻击。为了在争斗中占得上风,双方的条例、选举和战略都民族分化和领导人之间单纯的政治对抗相关,而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但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伊斯兰主义者不得不作出妥协并在表面上进行合作,以掩饰最初的伊斯兰主义理想。这些组织变成了以具有魅力或影响力的个人为中心的民族派系,而不是以政治问题或观点为中心。组织之间的竞争最终形成了哪个种族或哪个个人及其支持者可以控制统治权。此外,伊斯兰主义派系虽然宣称支持政治化伊斯兰主义,但是从未明确考虑他们的思想体系所处的地位。在拉巴尼执政期间,这种情形非常明显,以至于“政府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没有哪个有伊斯兰标志”。

  由于这些原因,从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的伊斯兰主义到了90年代就已经消散了。有人认为在苏联入侵期间伊斯兰主义派系的思想体系贫乏的状况被它们的名声所掩盖,而他们人员不足的状况也因为来自国际和巴基斯坦的支持而得到改善。90年代战争期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内斗不止导致了他们声誉的降低,从而使得“”组织更容易在1996年取得了政权。

  “”组织作为一支组织良好的派系出现,其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没有能够进一步巩固政权并恢复国内秩序。为“”组织卖力的年轻激进分子和该组织影响力的扩大也是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的政治和宗教环境改变所致,这一地区发展成为了阿富汗难民危机中心和国际性反苏联伊斯兰圣战的焦点。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阿富汗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努力,让阿富汗意外地成为了代表不同外国利益的意识形态战场。阿富汗冲突演变成了为代理人之间的斗争,它不仅代表着西方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也成为了中东和巴基斯坦激进组织的训练和集结场所。巴基斯坦国内改革和政策的发展、阿富汗难民危机、外国激进组织和来自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资金的大量涌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治紊乱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在该地区的蓬勃发展并成长为其支持者所未预料到的具有国际化趋势的组织。

  虽然巴基斯坦社会和政治中的伊斯兰及伊斯兰主义与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利益关系密切,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在本报告讨论范围内。尽管如此,有些问题还是需要在本文涉及。首先是1978年齐亚哈克的军事政变及其政体下宗教教育系统的改革。为了提高社会的伊斯兰化和让自己成为穆斯林国家领导人而积累声望,哈克政府迅速进行改革,让伊斯兰教育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国家为伊斯兰学校提供充裕的资金和与世俗学校相同的教育水平。这些改革以及其他社会和体制因素造成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和毕业的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在此期间,巴基斯坦西北省份最重要的宗教网络德奥班德伊斯兰学校扩大了500%。但是对于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宗教学者的需求却为相应增长,所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将难于找到工作。这种状况使得接受宗教教育却未能就业的年轻人数量急剧增长,而且促进了巴基斯坦乌力马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大幅增长。在宗教学校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大量的普什图族难民涌入白沙瓦和巴基斯坦西北省份的临时难民营。巴基斯坦的公共教育系统不能够容纳这些突然增长的人口(估计约300万阿富汗难民在巴基斯坦西北省份驻留),这些教育系统缺乏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来满足需求。临时性的宗教学校迅速建立起来以为这些难民提供服务,就连现有的机构也因突然接纳了过多的学生而不得不招聘资质较低的教师来满足需求,而普什图族的学生常常在完成学业之前就返回阿富汗或转移到其他地区。草率建立起来的教育系统和德奥班德网络的爆炸性增长让伊斯兰主义网络进一步分散。与此同时,中东激进组织为伊斯兰圣战活动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支持,这些因素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激进意识的传播。

  随着阿富汗抵抗运动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中变得更加出名,大量为其提供的资金和武器也都发送到巴基斯坦西北省份。与此同时,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国外战士以及来自穆斯林激进组织阿拉伯的重要人员也纷纷加入,其中包括阿卜杜拉阿萨姆和他之前的学生奥萨马。

  阿萨姆深受赛义德顾特卜塔著作影响。虽然顾特卜塔的著作像尼亚兹和拉巴尼一样在阿富汗宣传伊斯兰主义,但是后两人遇到埃及的时间远远早于顾特卜塔被关押并被埃及民族主义政府虐待的时间(顾特卜塔于1966年在埃及被处死)。

  顾特卜塔的后期著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古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的影响,后者在蒙古威胁埃及的时候曾制定了针对穆斯林叛徒的伊斯兰圣战条规。在他生命最终时期,顾特卜塔声称这种方法为穆斯林之间的斗争提供了辩护,强调了所有“忠诚的穆斯林”的责任是为了在其国内建立正当的穆斯林统治而奋斗。

  阿萨姆的贡献是打破了国家的框架并将斗争进一步国际化,号召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不受国界的限制。他的理想是“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从一个被国界线分离开来的运动组织改变为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支强大力量”。阿萨姆发现阿富汗的抵抗运动正是自己想要寻找的类型。他于1979年将全家搬到了巴基斯坦并亲身加入了武装斗争运动。但是他的理想再一次拔高了。1984年,他在白沙瓦成立了“服务中心”( Mukhtab al-Hidmat),这个组织不仅吸纳了从穆斯林世界涌入巴基斯坦的各类人员,而且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沙特阿拉伯对斗争运动的支持资金。阿萨姆一直亲力运营这一组织,直到1989年在白沙瓦被暗杀,在此之后,更加激进的奥萨马将这一组织转变为“基地”组织。

  瓦哈比、苏非和阿拉伯等激进伊斯兰主义条令在巴基斯坦进一步融合,成为了一种混合性的伊斯兰圣战条令,促使阿富汗抵抗运动中的某些组织成为了激进极端主义:和瓦哈比教派在条令上有很大不同,但是都同最严苛的汉巴里法学派(Hanbalism)保持一致,两者对法制学校分立的抵制、对什叶派和流行宗教例法的反对让他们成为了一致的改革主义和清教徒传道主义组织。

  来自外界的资金和支持迅速在巴基斯坦西北省份的宗教学校系统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这些学校的组织越来越分散,而且也越来越注重伊斯兰圣战而非真正的教育。根据巴基斯坦西北省份伊斯兰主义研究专家约书亚怀特的观点:宗教学校的质量在80年代期间大幅降低。伊斯兰圣战观念成为了比传统学术课题更加重要的内容。学校创建者所设立的详尽课程被大规模意识流教育所取代。一方面,教育系统从一个在有学识的乌力马引领下扩大研究的模式转变为一种宣传某种选定内容的模式。这些变化并不是凭空而来。这是阿富汗伊斯兰圣战活动的一部分。

  从一家独立性国际危机组织提出的另一种评论如下:在齐亚想要通过国内伊斯兰化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圣战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时候,宗教学校系统却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齐亚的伊斯兰化和阿富汗伊斯兰圣战孕育了许多常常相互争斗的正统教派主义。每个巴基斯坦宗派及其门徒都成了追捧对象,力量上不断得到增强。结果就是派系的分裂军事化,而宗教学校培养了大量没有针对主流专业进行训练的宗教毕业生。巴基斯坦国内数量不断增长的极端主义者同阿拉伯和阿富汗人一起参加了抗击苏联的阿富汗伊斯兰圣战活动。

  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之前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的宗教学校文化出现了很大变化,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以及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老师,而这些老师现在对政治权利和影响力更有兴趣。伊斯兰圣战运动让这些老师有机会以一种新方式来争夺政治权力和利用宗教言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段时期内产生了一整批没有经过良好教育和训练,但却负责执行宗教职责的乌力马。

  在苏联部队在1989年被驱逐出阿富汗,而且纳吉布拉政权在1992年被推翻之后,伊斯兰圣战就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和活动重点。在没有外来敌人的情形下,本来已四分五裂的派系更加散乱。伊斯兰圣战组织成为了一个为了有所进取而加入的机构,而非是因为信仰而加入。在巴基斯坦西北省份和阿富汗国内的社会发生变革之后,特别是在美国和国际资金从1989年开始减少之后,许多非法的毒品交易活动为阿富汗国内的战争提供了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穆斯林圣战成员发展成为了独霸一方的军阀,他们继续从非法毒品交易以及合法的商品买卖中获益并对自己统治地区范围内的走私网络征税。许多在阿富汗伊斯兰圣战活动中接受训练的外国成员将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其他地区,打算向其他国家传播伊斯兰圣战观念或者加入某些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如克什米尔、索马里、苏丹、巴尔干地区和车臣等活动。

  巴基斯坦政府对极端主义组织的长期支持以及利用他们为自己在克什米尔和阿富汗的利益服务等内容不属于本报告讨论内容。但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当时的伊斯兰圣战宗教学校墓前依然在运作,甚至有所扩大,使得巴基斯坦依然是该地区激进意识传播的中心。这些组织的渗透,特别是阿拉伯人经营的组织如“基地”组织在当地文化中的渗透非常有限,即使在90年代中后期“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公开设立基地的期间也没有收到更好的效果。

  阿拉伯激进分子(以及其他非巴基斯坦外国成员)在苏联撤离之后依然留在阿富汗,他们似乎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不和谐因素。在于1996年回到阿富汗之后,这些人员与当地人之间的摩擦停止了。对训练营进行控制并将外国激进分子与当地人分离开来,以避免产生冲突事件和对受训人员进行严密控制。

  在新训练营受训的激进分子是“第二代”激进主义者,他们似乎常常是直接就发展成为极端主义者,而不像他们的前辈(包括)那样,需要经过培养对宗教的忠诚等阶段之后缓缓地激进化。这些新一代精英们没有兴趣在阿富汗国内活动,也不学习当地语言以及与当地人混居,他们也不了解周围环境或者是对其不感兴趣。

  虽然不能对激进意识的扩散活动做出某些总结性的报告,但是可以看出该地区极端主义的扩散依然是以巴基斯坦为中心。巴基斯坦国内的活动造成了一批面对失业和待业的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将某种意识或信仰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伊斯兰圣战活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可以让他们的家人感到荣耀,而且在作为烈士死亡之后,父母还可以获得经济支持。

  阿富汗领导者想要依照国外思想体系(查希尔沙阿和达乌德汗依照欧洲路线进行的现代化计划和者想要依照马克思主义来进行改革)来对阿富汗社会进行深远的改革、修正或现代化,这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其中一些活动是源自于当地环境(部落、乌力马和苏非教派网络、君主专制主义者),而有些活动如伊斯兰主义者活动是在全球性的反应和其他拥有欧洲殖民主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活动经验中获得了灵感。

  在苏联入侵之后,阿富汗国内抵抗活动组织突然发现自己成为了反对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代理人。埃及伊斯兰主义者、伊朗革命者、沙特阿拉伯保守主义者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等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控制阿富汗人的活动。但是阿富汗人民却依然未能统一起来。

  虽然苏联能够支持阿富汗国内一些相对团结的精英成为自己的代理人,但是其他国际组织却常常将苏联支持的派系和个人加以转化,阻碍这些人受到的观念影响。另外,虽然伊朗只支持哈扎拉人,但是哈扎拉人政策的不统一和对伊朗支持的竞争都使得伊朗难以在阿富汗境内得到任何真正的政治或观念基础。同样,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教派对某些拥有相同观念的人员如萨耶夫和希克玛蒂亚尔提供支持,从而发展起了一个活动网络,也在巴基斯坦发展起了更加保守的阿尔-乐哈迪特(Ahl-e Hadith)宗教学校网络。他们在Panjpir村有一家宗教学校,另外在库纳尔和巴达克山两省有经过训练的阿富汗教师。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这些教师中某些人在阿富汗境内成立了一些小型酋长国如,努力斯坦的毛拉纳阿夫扎勒(Mawlani Afzal)、巴达克山的毛拉维沙利奇(Mawlawi Shariqi)和库纳尔的毛拉维扎米尔拉哈曼(Mawlawi Jamil al-Rahman)等。但是这些小酋长国很快就被军阀推翻,其中一些是被那些为了与沙特阿拉伯在阿富汗境内的影响力进行竞争的其他阿拉伯组织的支持下推翻的。

  随着苏联的撤离,中东的事件吸引了其他国际因素的注意力和资金,利用这些事件发挥各自的观念影响。1992年之后的阿富汗已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这场失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被两败俱伤的国内战争所吞没,最终以牺牲平民作为代价,进一步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和通过走私与毒品交易获得资金的地区性军阀的产生。

  在这种环境下,在抵抗苏联入侵期间出现的许多外来观念并没有余留下来多少。虽然某些个人依然保留他们各自的理想,但是有组织的宗教意识平台或有组织的瓦哈比教派、苏非教派传道活动,甚至最为普遍的正统教派运动似乎都在混乱中销声匿迹了。我们只能认为是我们对在无政府混乱状态期间阿富汗境内发生的宗教活动知之甚少。此类组织如阿尔-乐哈迪特和瓦哈比教派运动确实存在过,但是在混乱时期从阿富汗消失了,其后未发现它们再次出现的信息。

  从激进伊斯兰圣战文化中崛起的“”组织是在巴基斯坦成立并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迅速将阿富汗彼此争斗的伊斯兰派系一扫而光。虽然他们的行事规则类似于瓦哈比和萨拉菲斯特组织,但是他们从未形成任何统一的意识形态。学者们普遍认为他们仅仅代表了南部普什图族保守主义,而非任何单一的伊斯兰主义或伊斯兰观念。他们所拼凑起来的意识流派证实了阿富汗统治在宗教意识上的不连贯,也反映了他们在巴基斯坦所接受的宗教教育是残缺不全的。他们明显受到了为其提供支持并认可他们的强硬组织的影响。但是如同在抵抗苏联入侵期间阿拉伯组织想利用自己认可和支持的活动来干扰当地居民一样,类似的“国际化”或“纯净化”的当地伊斯兰活动的努力显然只会激怒当地人,而让他们抵制“”组织。

  虽然“”组织有自己广为流行的信仰(或者他们缺少一贯的信仰),他们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支持基地目前依然是该地区伊斯兰激进意识形态的庇护地。不论这些意识形态在阿富汗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或者这些意识形态在各自来源地的接受情况如何,这片基地和联系着阿富汗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网络成为了激进性宗教信仰和组织的代名词。

  特别是这些激进化教条演变为一种狂热的自杀式殉道方式之后,那些很容易受到影响的年轻人会因此被说服,相信死亡会比继续活着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成就,这也是巴基斯坦虔诚军(Lashkar-e-Toiba)组织招募人员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90年代期间“基地”组织成功招募到欧洲和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执行针对美国的自杀任务,这种问题显然不仅仅是能通过简单的经济方式可以解决的。

  意识形态和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更加不明朗。许多“萨拉菲斯特”穆斯林主义复兴组织注重个人的复兴。这些组织反对伊斯兰圣战,而是“号召”个人对真主阿拉的遵从。激进组织的特性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他们对暴力的崇拜,将伊斯兰圣战当作一场反对西方的战争,进而将其扩大为反对那些阻碍自己前进脚步的穆斯林政府或平民的运动。阿富汗境内的农业人口都非常保守,对政治化伊斯兰主义或外来宗教礼法不感兴趣,极端组织组织招募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他们的反西方国家和反美情绪。换句话说,阿富汗国内的危险,不是来自那些向阿富汗人宣传并令他们信服自己宗教教条的反美极端主义组织,而是那些善于利用阿富汗人反美情绪来鼓动他们随同自己一起活动的极端主义组织。知远/天火

  3名辍学少年为筹钱上网,持刀连抢2名学生的单车,被警方抓获,涉嫌多宗抢学生单车案。

本文链接:萨拉菲斯特组织和瓦哈比教派在阿富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