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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李陀评论专辑 李晓峰:记忆·认同·身

2018-12-30 19:06

  原标题:文艺批评·李陀评论专辑 李晓峰:记忆·认同·身份 ——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中的李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发生了复杂而多元的变迁。达斡尔族作家李陀以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组织活动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与学术的现场,既是一位见证者,又是一位实践者。从“长镜头”到“现代派”,从文化研究到文化领导权,从“新时期”话语的发生到“新时代”愿景的规划,李陀在不同历史节点文学思潮的兴起、批评范式的形成和学术话语的转型过程中都起到了介入与推动作用,既有中国立场,又有全球视野。《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于2018年8月19日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以李陀为个案,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嬗变,参会学者从多种角度切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经验与方法论启示,本小辑约请贺桂梅、李晓峰、毕海、石磊四位与会学者整理出书面文稿,从思想史、学术史、个案解读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讨论。

  今日推送李晓峰评论文章《记忆·认同·身份——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中的李陀》。民族认同、民族历史记忆、达斡尔族民族性格以及特殊的个体生命经历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李陀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史的特殊存在。他深度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以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和自觉意识,打破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精英与平民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学术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李晓峰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在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上,1939年出生的李陀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1979年全民性信仰“知识就是力量”的狂热中,李陀却在《要多疑多问》中发出质疑,冷静地提出不能迷信经典,“要学更要问”,到2018年的《雪崩何处》,他以自己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和历史记忆连缀起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的碎片、细节、问题,表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于近年各种宏大叙事的“当代文学思潮”史,再一次彰显了自己独立、理性、率真、执拗、热烈的学术精神品格。40年来,李陀虽然深度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学史,但是,他身在主流却又游离于主流,却与主流保持着可以感觉到的距离,从不盲目附和权威话语,同时,又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去发现和照亮那些边地的、边缘的非主流的文学事相,这常常让人怀疑他的立场究竟是平民的还是精英的。欧阳江河将之称为“背后的东西”[1],那么锻造了特立独行的李陀“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研讨会中,李陀开场便坦言自己是纯粹的达斡尔族血统,“我的民族认同是清晰”的。而且,在谈到自己对母亲的记忆和6岁离开草原来到北京的经历,他两度哽咽:“大草原的记忆对我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是我的人生的一个背景,我坐着勒勒车过嫩河,过草原回老家,还有萨满在我们家行法等等,这些画面在我心里都非常非常清楚”。李陀特别强调了母亲对他的影响,“我的妈妈是一位很伟大的母亲,她的身上具有一切达斡尔族人的品质,刚直、顽强、忠诚、宽容……他的品质影响了我”。尽管李陀没有写过达斡尔族题材的作品,也强调不要过分夸大自己民族的影响,但是,这仅仅是一种保护性话语策略。因为,李陀对达斡尔族的民族认同不仅如他自己所言“是非常清晰的”,同时也是非常深刻、持久的,如血液般在他的血脉中流动不息。[2]

  1983年底,李陀在与乌热尔图的通信中说:“我曾经把对你的小说的这种着迷归结于我的少数民族血统(你知道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达斡尔族人,我的达斡尔族名字叫库库巴图),大约是你的小说唤醒了一直在我潜意识中沉睡着的对森林和雪、对鹿和熊、对猎枪、对火堆旁的神话和歌谣的那种古老悠久的感情。但是最近有机会反复阅读了你所发表的全部小说之后,我对你的创作有了新的理解,对你的小说的魅力也有了新的认识” ,“然而说着这些话的同时,我却不由得感到十分惭愧。从我的民族来说,我自应该也算做是一个少数民族的作家。然而由于多年来远离故乡,远离达斡尔族的民族生活,我却未能为自己生身的民族,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事业做出一点点实际的事。这常常使我不安。我近来常常思念故乡,你的小说尤其增加了我这种思念。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或许将来我也要写一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 [3]

  李陀与乌热尔图的通信至今,时隔了35年。35年中,李陀的生活、写作与研究数度变轨,但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愈发强烈的是他的民族认同,故乡、母亲和对民族的记忆不断凝缩与提纯,影响和塑造了李陀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他的学术品格。

  达斡尔族是东北人口较少民族。在中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是一个群体,虽然这些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域,有些民族彼此并无多大经济、文化往来,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中的一些共性规律,体现在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历史中。如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生存状况、文化形态等,浓缩成“边远”“弱势”“较少”“贫困”“落后”等公共知识,这些知识也成为人口较少民族的集体自我认知。关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处境,近年来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涌现了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当年李陀之所以给鄂温克乌热尔图通信,是因为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是两个生活在相同空间地域、有相似的历史迁徙、相近的民族历史记忆和生活方式甚至习俗以及共同的现实处境和体验,正是这些相同性,唤醒了李陀的达斡尔族民族历史记忆,激发了他要写自己母族的创作欲望,这种认同性情感是真实和强烈的。所以,的共同的集体意识、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生存体验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共同忧患,这种历史记忆和认同的“息息相通”是二人“通信”的因在心理动因。

  此外,幼年失父,艰苦的日子、辗转迁徙、自己在学校受到的歧视、母亲刚直、顽强的性格和艰难生活等等童年“创伤”性记忆,对李陀独立、率直、刚强、坚毅的心理、性格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不容置疑的深刻影响。童年创伤性记忆会怎样深刻影响一个人心理、性格以及思维方式,在巴塞尔·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阿莱达·阿斯曼、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以及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芭芭拉·斯佩曼、丹妮尔·韦林汉姆、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等人的研究中,都有十分深刻、系统的理论总结和案例支撑。对童年创伤性和独特生活经历的不刻意强调,不意味着这种影响不在。

  赫尔德也曾说:“民族的古老性格源于家族的特性,源于气候,源于生活方式和所接受的教育,源于他们独有的事件和行为”[4],这些因素又总是与个人的经历、知识、认知和思维的个体性密切相关并混融在一起,形成人类——民族——家庭——个人的“这一个”。李陀独立的个性、对事物敏锐的感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富于挑战、清醒冷静、率直热烈又不乏理性的姿态是不可复制的达斡尔人的。所有这些,在其40多年的文学生活中都得到了自证。

  然而,如果因此认定李陀完全是从边缘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立场或者单一的“达斡尔”立场来发声和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这就错了。因为,李陀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国家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作家、评论家和学术史家。他的相关知识积淀铸就了他的“刀背”,但他却以自己特有的个性气质、学术品格、学术立场、学术精神等所融铸打磨的李陀式的“刀刃”,切入中国文学当代学术史。

  客观地说,在当时,李陀与乌热尔图一样,对民族文化的危机和未来命运有着同样的困惑、矛盾,一方面,深刻的民族认同使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濒危趋势有着敏锐的研判和深深忧虑,而另一方面,如何化解这一危机,处理好民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他们又困惑无解。但是,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二人思想又不完全一致,因此,在《通信》中,李陀委婉地指出乌热尔图的保守性,“你其实也和我谈到今天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都正在发生种种变化。我以为这种变化在你小说中反映不足。我们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充满巨大和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 鄂温克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应放在这个变革中加以考察和表现。”因为,在李陀看来,尽管鄂温克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濒危,但这恰恰是鄂温克无法脱离时代的表现。

  再如, 在1987的《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一文中,他明确地站在扎西达娃一边,边缘少数族裔群体心理倾向和价值立场,以及对弱势民族取得的文学成就的由衷喜悦表露无遗:“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犹如一只报春的燕子,预示着西藏青年作家们将最终扬弃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力对他们的控制,他们也必将会为西藏文学的发展辟出一条新路——虽然我们还不能断言说,这条路的终点肯定是一个十分辉煌的世界。”由此他提出:“究竟怎样对待拉美文学的艺术经验?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短短的几年中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一现实?究竟应该怎样进一步展开对拉美文学译介和研究?”这些宏大问题,针对的是扎西达娃等人的魔幻现实主义受到的“尖刻的讽刺”和“许多非议”,他为此辩护并指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在地理文化条件方面,“西藏确有与拉丁美洲相似之处”,而扎西达娃们并没有“生硬地‘照搬’或者‘横移’”而是“努力传达、描述、表现他们所体验到或意识到的西藏所独具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他还从世界文学东西分野、强弱对立的格局中,发现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是一种反对或者反抗世界文学走向一体化趋势才取得的成就”,指出那些在“二三百年中已经习惯于领导世界文学潮流的西方文学家们不得不在拉美文学的‘爆炸’面前折服。许多年来,世界上落后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学上获得这样的成功,大约是第一次。”在这里,李陀从弱势民族文学成功中发现了弱势民族文学微弱然而却可以照亮未来的光亮,一个中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因此,李陀心中对弱势民族文化的命运“斩不断理还乱”的困惑和求解一直缠结在心头:“当前几乎世界上所有落后地区的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一个共同的窘境: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处于落后文明中的国家和民族间也不能保持平衡,不能固守自己的落后状态’因此都不约而同地依照不同的方式实行开放,学习西方,加速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不如此,他们就将继续处在贫困、愚昧和落后的状态,并将在世界的文明竞赛中更加处于劣势;但另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学习西方文明,这必然在这些国家和民族当中形成一种泛西方化,从而使世界文明趋向一体化的历史运动,于是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了使落后文明走向现代,他们正面临着丧失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危险,这是否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无疑是一个极难解决的两难问题。这个两难局面也毫无例外地表现在各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发展上。到底是现代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着一切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艺术家”。或许这个涉及第三世界所有民族和国家的问题过于庞大,或者这个问题困惑李陀过于长久,因此,他也急于找到问题的答案,而拉美文学的“爆炸”恰恰是答案和出路之一种:“拉丁美洲的当代文学的发展经验之所以特别宝贵,就是因为拉丁美洲的文学家们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艰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这种两难局面的出路”[5]。需要指出的是,李陀的思想投射出和少数族裔的体验、处境和未来命运的思考、选择,但他并不仅仅只站在扎西达娃这一边,或者只站在世界语境中同样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拉美这一边,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世界格局中,中国与拉美一样同是第三世界,因此,他没有当时主流文学界和学界狂热和偏执。李陀并不仅仅意识到自己所属民族的弱势地位,而是由此延伸出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冷静、客观的认知,这是十分难得的.

  边缘少数民族身份的历史印记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点沉淀下来,并深深烙印在整个民族集体性历史记忆里的。一部民族的生存史,就是一部反抗边缘、对抗歧视、自主自信、独立生存的历史,大到中华民族,小到每一个具体民族都是如此。这种历史记忆会形成一个民族独特的选择、判断和认知世界的特定方式,这种方式也是一个民族生存智慧、民族历史知识和思想遗产的一部分。所欧阳江河认为:在李陀写作的背后,有一种“深沉、坚毅、难以讲清的东西”,形成了其叙事的支撑和滋养。这些没有被说出来的叙事,是李陀存在“保险箱里的一笔财富”,为李陀的文学活动“输送一种自信、一种立场”。[6]这种上面已经述及的达斡尔族民族身份、历史记忆、童年创伤性记忆和迁徙辗转的经历直接相关“背后的东西”以及“自信”和“立场”,使1980—1990年代的李陀,既自在于主流,又自外于主流。也就是说,虽然他现实性地处于文学潮流的中心,但骨子里却对中国文学学术主潮有意无意保持着与警觉和距离,他总是以质询、追问、探究和不迎合、不盲从的独立精神和学术品格面对一切思潮和问题,他从没把自己的独立意识消泯于他人对自己的赞美抑或责难之中。而且,他对当年那些与主流相对抗的边缘性的声音和群体有天然的亲和力。因此,在这一时期,还没有人象李陀这样既与主流和体制保持着密切联系,又与边缘的对抗性的文学活动和学术话语联系密切,这就构成了李陀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史的特殊方式。无论是他的“变来变去”,还是“撕裂的”“两个李陀”,无论是被加封“新批评家群体的领军人物”,还是主动倡导重返19世纪现实主义,“主流视阈下”的李陀总是个性鲜明并充满挑战精神,《“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黄土地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概念的贫困与贫困的批评》《“雅俗共赏”的质疑》就是很好的证明。

  近年来,李陀重建真实、客观、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历史记的自觉意识明显增强。在《七十年代》序中,李陀坦言,我们经常“看到一种历史记忆会排斥、驱逐另一种历史记忆,不但有虚假的历史叙述取代真实的历史叙述,甚至还会有对历史记忆的直接控制和垄断,当然,也就有了反控制与反垄断。”[7]李陀的反控制与反垄断在陶东风看来,是李陀“意识到了保存记忆问题的紧迫性与严肃性”,是因为李陀意识到了记忆与权力、历史与现实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事实上,即便再加上知识与权力关系之维,问题也并不如此简单,试想,自古至今这些关系何处何时不在?因此,李陀要恢复的记忆,是因为有太多的“主流”“记忆”借用本质主义的手段把历史简约化、线性化、刻板化,并将这种选择性记忆通过知识生产权力合法化。这种不负责的历史书写在当今林林总总的所谓“思潮史”中随处可见。而李陀的努力正如陶东风所概括的那样:“阅读《七十年代》的一个突出感觉就是,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界所建构的那个统一的70年代图景,已经不可挽回地破碎了。原先历史教科书以及虚构性作品中关于那段历史的主流叙述,在此遭遇了深刻挑战”。“本书很多作者的回忆瓦解了这个统一的70年代图景。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缺少统一性的70年代正在呈现出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共同经历过7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共同体。”[8]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陀的反控制与反垄断无非是要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是一种可贵的历史责任意识。于是,我们看到,在《七十年代》中,北岛、徐浩渊、陈丹青、朱伟、高默程、张郎郎、阿城、王安忆、朱正琳、鲍昆这些七十年代的亲历者以集体记忆的方式还原了七十年代历史现场。

  《雪崩何处》是李陀重构历史记忆的延续,只不过,他把自己当时的记忆连缀起来,用自己的思想照亮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的历史长廊。

  以《1985》为例。这篇写于1991年的有关1985年的“学术史记忆”,当然不会遗忘这一被主流文学史称为“方法年”“观念年”中的重大事件,如1985年在厦门召开的“文学评论方法论研讨会”中提出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美学、艺术理论相融合” “新方法”“新观念”的狂热景象;当然不会遗忘《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老棒子酒馆》《你别无选择》《冈底斯的诱惑》《5.19长镜头》的震憾出场。但是,他所记忆、反思的却是这一历史表象背后的潜流。于是,他从人们对“方法”“观念”的狂热中,发现了全社会对“现代化”的狂热和迷信;发现了突破既有评价标准和期待视野横空出世的上述作品“使得文学风景的色彩颇为驳杂,有如成熟的秋天”。这秋天断然是北方的,只有成熟的北方秋天最象秋天——果实累累、色彩缤纷。李陀用“成熟的秋天”形容了多元而丰富的1985年的文学图景。然而,不止如此,历史是条永不断流的长河,1985仅仅是凝固了的瞬间。因此,李陀从《棋王》发表后与“伤痕小说”形成的对照,联想到《受戒》发表后“无害”的肯定,捊出了文学史的另一线年寻根文学的意义是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告别“工农兵文艺”的时代,进入全新的境界,他用“突变”来形容。他还认为寻根文学在此与伤痕文学、以及改革文学形成了“对峙”。这一深度发现在当今的各种当代文学思潮专题叙述中,是完全没有的。李陀对文学思潮和学术思潮关捩的敏感和敏锐,全局性的视野和对细节的重视,不仅修正和丰富了当代文学思潮历史知识,而且显示了李陀的理性、独立和深刻。例如,他追问,为什么在 1985年《黄土地》《你别无选择》一大批都不再指向“现代化这个激动人心的大主题”?为什么“我和周围的朋友们在那一段时间里是那么幼稚”?在这种反思中,他令人震惊地提出“五四”后对现实主义的迷信,是“西方化”对中国文学造成的一场不小的灾难。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重蹈覆辙?然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又有谁如此深刻地由1985年的文学事件向历史与未来两个向度的延伸性反思中,洞悉中国20世纪思想史潜藏着的问题?

  再如,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的记忆中,李陀的“九十年的分裂”同样迥异于主流学界对九十年代的文学史与学术史的叙述。发表于1997年的《让争论浮出海面》一文是一篇“在场”或“现场”感强烈的学术史评述,体现了李陀思想的独立和前瞻。该文由《法兰克福学派》译者单世联1996在边缘化的《岭南文化时报》发表的《我们无权对启蒙说三道四》一文起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与单世联相同的观点,即在现代性的讨论中对启蒙主义批评时以“‘口诛笔伐’的方式轻率地对待这一论辩”。但他所思考的问题却更深一层,即“重新认识启蒙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为什么一提‘批判’启蒙主义就引起那么多人的激动”等等。这显然也是触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或者重估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宏大问题。但李陀却机智地将其与现代性的讨论、对启蒙主义的批判、重新评价法兰克福学派三个问题勾连起来,还原出具体语境和现场。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理性批判的特别强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当代二十年来学术发展中重要的风景是对国外当代思潮的好奇心。但是,在对维柯、马克斯·韦伯、阿尔都塞、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译介、追捧中,独独他们对科学、科学主义、科技理性的讨论却“未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什么反响”,由此他指出五四以来中国对科学的迷信,这又实质性地反思了中国20世纪思想史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此,我们看到,李陀显然是巴赫金所说的朝向历史的成长人物,他与历史一同成长并能够洞见历史的方向。因此,他才能够联系中国市场经济猛烈发展深深卷入全球化过程这一现实,深刻地批出,“我们不能再说(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不能说批判理论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与我们没有相关性。再退一步说,假定此种批判对中国没有‘现实意义’,那么,对于未来中国呢?”这一问题在当时显然是超前的,当科学失去理性,当科技伦理不仅仅是科技哲学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成为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天生活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李陀的预见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刻。恰如他所真言的:我们不能再漠视批判理论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中提出的问题,中国很难绕过去。在李陀看来,不让争论浮出海面,虽然是知识与权力的角力,也是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角力。从历史上看,敢于反思历史和自己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而对现实进行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批判,则更需要超越性的思想之刃。

  在40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李陀是当代较少能够践行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性”(家国情怀和社会良知,时刻保持清醒意识和批判精神,追求真理,追问真相)的真正知识分子。他对“学术”“问题”的执着和热情,仿佛是一团火,燃烧自己,温暖他人,照亮历史。这种精神品质和学术精神,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学术思想资源。

  此外,如前所述,李陀具有明确的学术史意识,这一点,在早期的《要多疑多问》中就端倪初显。此后,在以通信、对话、访谈、随笔、杂谈、专论等形式介入当代文学讨论、论争时,他横枪立马、仗义直言,尤其是选择了中国学术史最理想的路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言事兼记、不溢美、不掩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这种独立的学术品格,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客观真实的学术现场和历史记忆,也与当前学术界世俗化、庸俗化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例如,在史料的分析与研判上,他不惟“权威”“名刊”“大家”等马首是瞻,而是以文学、学术、思想、民族、国家之相关问题、思潮之走向为焦点,通观纵览,深究思辨,以自己的洞见和思想,发见和集汇那些边缘的、非主流、非权威的思想微光,形成对中国学术史的完整把握。如他对《岭南文化时报》《今天》等媒介发表的文献的重视、对各种学术研讨会的翔实记录,对种种观点和思想撞击中潜蕴的当代思潮的捕捉和提炼,都使当代文学学术史呈现出本真的多元形态、多样色彩和多种流向。

  复次,反思和重写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是以对晚清民族国家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民主、科学为主潮的启蒙主义的重估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语境也并非直线拉伸和延展,改革之改革、反复与曲折、生机与挑战均对文学与学术构成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都充满若干不确定性的“当下”,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史,没有全球性的视野,没有整体性格局,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是完全不可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李陀不仅深度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史,成为学术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而且其自身的学术史自觉意识和打破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精英与平民的勇气和魄力,为当代文学学术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这一切,都是李陀“背后的东西”所决定的。

  [1] 引自《“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欧阳江河发言录音。

  [2] 本节所引均来自《“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李陀讲线月,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4] 罗伯特•T•克拉克•简:《赫尔德,切萨罗蒂和维科》,《哲学研究》第44期,第657-659页。转引自Willian A•威尔森:《赫尔德:民俗学与浪漫民族主义》,冯文开译,《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李陀:《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

  [6]引自《“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欧阳江河发言录音。

  [8] 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评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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