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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庆阳里

2019-05-09 22:28

  我年迈的父母都是地道的老“天津卫”,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他们充满青春朝气、风华正茂的时光,由于工作需要离开了天津,但是却把思念留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如今,两位身有积恙但头脑清晰如常的老者,在北京的家中,念叨最多的是天津的老故事,关注最多的是家乡建设的新成就和发展变化……

  上世纪60年代,父亲下放东北,每到寒暑假,正在读小学的我和姐姐,就会回到天津河北区的庆阳里,看望爷爷奶奶,有时火车到天津时已是深夜,叔叔接上我们姐弟二人,用自行车驮上行李,从东站沿着建国道,走过木斋中学、老意国兵营、第一医院……一路走回庆阳里。深邃的夜空伴着昏黄的路灯,路上少有车行,空气似乎也睡着了……

  到了巷子口,那灰砖凸雕的三个大字“庆阳里”,便映入眼帘。顺着幽深的巷子走到头,进入一幢普通的两层灰砖小楼,从陈旧的有些泛白的橡木楼梯走上楼,就是父亲家。父亲家的老邻居,也是我爷爷的世交,著名老中医哈荔田先生一家,就住在旁边另外一幢小楼里,而巷子口的另一幢小楼,住着爷爷的另一位世交名医李少川,正是这几十年的情谊,每当父辈们身体有所不适的时候,都是请老先生们来给瞧病把脉。记得小时候,我一闹病,少川老先生常会来家里,他很喜欢我。

  出了巷子口就是福安街,这是父亲年少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建国道、民主剧场、东兴楼饭庄和金汤桥,大多都变成了记忆,在与不在,已然“人非物不是”了。

  我父亲原名李钧,现名兰铁白,1945年入北京大学,后于1946年秋,转入天津南开大学财经学院学习,1947年上半年加入中国,作为南开大学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领导并参与南大进步,曾屡遭特务暴虐殴打。1948年,被天津反动当局通过刊登《民国日报》、《大公报》和《益世报》进行通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撤到解放区,进入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学习,父亲就是在那个特殊的斗争年代,把名字改为兰铁白,解放后也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

  父亲经常回忆起在天津的往事,在他十四五岁时,爷爷就悄悄给他看过邹韬奋先生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大约过了一两年,爷爷又悄悄拿给他《西行漫记》。《西行漫记》也就是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虽然父亲当时对世事、对社会、对革命知之甚少,但是对书中描绘的“新世界”,产生了“心向往之”,可以说父亲是被《红星照耀中国》之照耀而走向革命的。

  我爷爷李世雄(字冠伦),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校长是孙科),后来一直在铁路上做事,在我们后辈人眼里,爷爷是个沉默寡言的慈祥老人,从我父亲口中得知,他年轻时思想进步,跟党一直有联系,我父亲投身革命,参加地下党,年轻时对革命的追求,爷爷就是引路人。父亲曾对我说过,在与斗争的年代,他的地下党同学经常深夜来到庆阳里,爷爷找来一些衣物和盘缠,帮他们去往解放区。日本投降后,父亲刚刚考入北京大学,爷爷当时在铁路保定站工作,那时他老人家即和党组织有联系,与当时我党保定敌工部负责人李英儒同志十分熟识(即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爷爷决定送父亲去解放区,与父亲同行的还有三个同学,先是被安排在现今北京西城的一个宅院里住了两晚,这是一个四口之家,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他们对父亲一行的到来并不多言,但是会很细致地照顾父亲一行的食宿。虽然父亲当时年纪不大,但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组织的安排,后来保定敌工部派来一位姓段的同志接他们,还有这家的男主人一同去往解放区。一路上,父亲与他虽然没有很多交流,但是在一起赶路、吃饭、休息,互相都很照顾,看上去他人很谦和,文质彬彬,过了保定,在去往安国的路上,他们就分手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其身份很特殊,是当时(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在华北的总顾问,现在想来,还是感到我党的地下工作非常厉害呀。到安国后,见到罗专员(地委负责人),他见到这几个不畏艰难、风尘仆仆向往革命的青年学子的到来,很是高兴,忙招呼父亲几个人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记得有“刚刚在山上采的野蘑菇”、“大枣煮的小米粥”和“热腾腾的菜团子”。原本要继续前行,可同行的李浩普突发急恙,考虑到根据地的医疗条件,组织上还是决定将他们先送回北平。回来后,父亲继续回学校上学,另外三个同学回到了天津。这次解放区之行虽然没有成行,但父亲没有遗憾,因为这使他更加认清了人生方向,从此坚决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初秋,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捷报频传,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便在国统区加紧了对人民的,1948年8月20日凌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警车,闯入南开、北洋大学校园,手持黑名单大肆抓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后来被称之为“八·二大逮捕”。由于党组织及时应对并做出了准备,使大部分党员和进步学生及时撤到解放区,当时爷爷帮父亲化装,连夜送父亲离开天津去解放区,爷爷还帮助其他学生去解放区,那时候,庆阳里父亲的家,实际上就是党的地下交通站。

  1948年11月初,在平山中共中央党校直属队学习的父亲,被党校校长赵振声同志派遣秘密回津(即李葆华,先烈李大钊之子),通过爷爷李世雄做天津市政府秘书处处长王余杞的工作(爷爷与王余杞早年是交通大学同学,王余杞则与鲁迅先生十分熟识,二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要他保管好市政府的文件档案,以便解放时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当时赵校长对父亲说:“全国解放的形势发展很快,相信你会不计艰险,果敢、准确、及时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重要任务。”父亲当即表示有信心,一定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遵照赵校长的安排,父亲先奔赴泊镇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部长亲自跟父亲谈话,做了细致的安排,父亲稍作化装,连夜秘密潜回天津。爷爷找到王余杞,向他晓以大义并讲明要做的事情,此时大势所趋,王余杞当即表示照办(以后他真的履行了承诺,把这些旧政权的重要文件档案交给了人民政府)。父亲顺利完成任务,向市内地下党有关同志做了交代后,即返回泊镇,亲自向刘仁同志汇报,受到“特别的嘉许”。刘仁同志还请父亲吃了一顿在当时不常吃得到的炖鸡菜,回想当时的情景,父亲感慨地说道:“迄今思之,余香犹存呀!”

  说到天津解放初期,谈到黄敬市长,父亲总是感情激动,而后深情地说:“我十分怀念黄敬市长,怀念在他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敬市长,是在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好攻城的准备,准备接管天津市的大批干部已经集中到天津西面的胜芳。黄敬市长给我们这些准备接管天津的干部作报告,他站在一个开阔的土坡上讲线岁,微胖的身材,穿着一身棉军服,看上去很随和,没有一点大首长的架子。他手里没拿任何演讲稿,像唠家常,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常常引得我们哄堂大笑,一点儿都不拘束。他向大家介绍了天津战役的准备情况。他还嘱咐我们进城后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他告诫我们: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对城里工作的同志要一视同仁,不能有亲有疏,有偏有向。他用浓重的冀中口音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个炊事班长有偏向的毛病,蒸窝头个头不一般大,总把大点儿的窝头给他喜欢的炊事员,连长发现了,就批评他说:你这家伙真有两下子,要吃大的有大的,要吃小的有小的。听得大家哄堂大笑。后来在市委组织部工作时,路达同志也常常模仿黄敬市长的语调,来这么一句,大家都很开心。”

  随着攻城的枪声响起,父亲和刘新同志接受党组织的指派,率队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在隆隆炮声中,他们带领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憧憬,向着硝烟弥漫的天津城进发。一路上,到处都是被炮火摧毁的碉堡工事,不时看到一队队由解放军战士押解的被俘士兵,其中还看到一些穿着阔气,却神情沮丧的女人(军官的家眷)。随着离城里越来越近,一些干部陆续离开队伍,被分配到如供电局、自来水公司和广播电台等重要部门,父亲乘坐着最后一辆卡车,一路开到警察局(金汤桥附近),此时天色已晚,父亲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见到了黄敬市长,他双手撑着桌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在这个房间的一角,父亲还看到一个人木然地呆坐在椅子上,他就是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他似乎认出了父亲(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父亲作为学生谈判代表,曾经两次面对面地与当时的市长杜建时和李汉元进行过斗争)。父亲向黄敬市长汇报了他带队完成工作的情况,然后就站在那里,心里想着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黄敬市长认真听了父亲的汇报,也看出了他的心里所想,和蔼地一笑,马上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然后告诉父亲要找的人,临走还拍拍我父亲的肩膀。此时,父亲所有的劳累和紧张都不见了踪影,当时的情景使父亲至今难忘。

  当晚,父亲就赶到了承德道公益大楼(解放初期天津市委所在地),当时每天有大量的干部前来报到,需要及时安排工作,路达同志为此忙得团团转,他把父亲留在了市委组织部,随即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干部分配工作中,行李不知丢到了哪辆车上,也顾不上去找。

  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父亲即到天津河北工学院任党支部书记,后调任天津市委学校党委组织部任副部长,上世纪90年代,曾任天津市市长、党的地下工作时他的亲密战友北洋大学的聂璧初同志,也曾任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那时他们都很年轻,很有朝气。时至今日,两位银发覆冠的耄耋老人,还时常见面,抚今追昔,话题总是离不开年轻时的斗争岁月和成长经历,内心充满了对天津未来发展的殷殷期许。

  父亲每每谈到天津,常回忆起在黄敬市长身边工作的日子,他说:在1951年春,组织上安排我到黄敬市长身边任秘书工作,记得第一次去“德翠林”(黄敬市长当时的办公室)报到,一见面,黄敬市长就问我:“云南有位兰铁银先生,你跟他有关系吗?”我先是一愣,然后解释了在地下党工作时期改名的缘由,黄敬市长听了笑着说:“哦,老兰,还以为你与他有点关系呢。”黄敬市长这亲切的话语,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以后若干年里,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批阅文件,黄敬市长总是亲切地称呼我“老兰”,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1953年,黄敬市长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任部长,后又兼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58年逝世前,7年来,父亲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和生活。父亲说:“在他身边工作,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他一身正气,胸怀宽广,待人亲切,从未对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过脾气。记得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从朝鲜战场回来路过天津,黄敬市长安排好要去火车站接他,特意嘱咐我说,我稍稍休息一会儿,到点你准时叫我,我看到他忙碌了一天很是辛苦,心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等我去唤醒他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随他匆匆赶往火车站,路上他没有责备我,温和地对我说:领导同志是从战场上归来,我们作为家里人多想在第一时间见到他们呀!听他这样一说,我原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感到既内疚又非常温暖。还有一次,我随黄敬市长出差北京,下了火车,等了很久没有见到办事处的同志来接站,我赶紧联系,原来是因为我与另外一位同志彼此间出现了误会,都以为是对方已经安排好了接站的事情,导致办事处的同志不知道此事,而此时的黄敬市长,独自在站台上来回踱步,耐心地等待。虽然在他身边工作时,这样的失误并不是很多,但每次都会很自责,因此时时刻刻鞭策自己要把工作做好。1951年,天津举办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时,毛主席来天津参观,之后又赴黄河视察,黄敬市长一路陪同,我也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全程跟随在他们身后,现在想来,那是黄敬市长对我的信任呀!”

  黄敬市长知识渊博,谦逊好学,作为一市之长,他每天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父亲常在他的书桌上和床头前,看到一些诸如“高等数学”、“物理学”等书籍,甚至在卫生间里,父亲还看到他作的几何习题。现在想来,真是让人敬佩呀!

  那时,黄敬市长的身影总是出现在街道、工厂和学校,他和工人、知识分子都能打成一片,由于工作关系,父亲经常跟随在他身边,学到很多东西。黄敬市长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很了解知识分子的赤诚爱国、追求事业之心,也非常善于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他经常向各级领导同志讲知识分子对建设国家的重要性,要充分信任他们,很好地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注意团结各种不同经历、不同认识水平的教授、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国家建设培养出更多人才。天津当时有许多有名的专家、学者,都喜欢和他接近,把他当作朋友,闲暇时,黄敬市长常邀请他们到办公室来,跟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

  黄敬市长对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十分关注,领导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医学院(天津医学院)的筹建组建工作,对天津医学专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我的堂妹李新,在天津从事医务工作,我父亲很关心侄女的成长,也经常与她谈及黄敬市长亲自推动和参与创建天津医学院时的一些事儿,鼓励她向老一辈专家学习,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好医生。

  父亲对天津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有他的亲人,他在天津受到良好的教育与革命思想的熏陶,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对故乡的发展十分关注,尽管年事已高,每次回到天津,除了会见亲友、战友外,总是抽时间到天津到处看看,关心故乡天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探究和欣赏津门老故事和老味道,而在那高屋巨厦的深处,则汇聚着千百条庆阳里小巷昨天的故事,里面盛满了这个城市沉甸甸的历史、文化和回忆。海河还是那样秀美,解放桥、金汤桥和金钢桥静静地卧在海河中,体味着两岸的变迁,目送着游向大海的河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经常在梦中回到庆阳里。

  我常想,父亲的青春年华,是在庆阳里度过的,那是承载着太多思念的地方,闲暇时回到天津,会到海河岸畔走走,沿着建国道,似乎是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是,满眼望去,一片片崭新的高楼,那条幽深的巷子、那幢灰砖的小楼,如今在哪里呢?在父亲心里,那是他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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